民谣为什么这么热?

韩松落见好2020-08-06 11:40:42

题图及插图均来自阿涩(微博@一生缺水   豆瓣@阿涩图)

在湖南卫视的《歌手》(原来的《我是歌手》)节目第三期,赵雷凭借一首《成都》获得第二名,排在众多成名已久的老歌手前面,引起巨大关注。

 

他是这个节目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创作型民谣歌手,但在更大的范围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获得大众认可的民谣歌手。这几年,被更多人知道的,除了他,还有李志、马条、川子、马頔、陈粒、宋冬野、赵雷、陈鸿宇、邵夷贝、尧十三、崔跃文、程璧、王上,他们的演出场所,已经越来越高大上了,他们的演出报价,也越来越高了。

 

“好妹妹”在工体开演唱会,李志的跨年演唱会,是在五棵松体育馆这样的地方举行,这个场地,能容纳一万八千人,2016年底,他在南京举行跨年音乐会,观众将近一万人,和同时期的王菲演唱会的到场人数相当。“好妹妹”工体演出的票,在半个月内卖光,赵雷去年的十几场巡演,上座率九成以上。与此同时,马条、川子、马頔的演出报价,已经到了10-15万,“好妹妹”乐队是30万元,李志参加拼盘演出的报价也是30万。

 

 “十三月”唱片的CEO卢中强先生,曾经为了“民谣在路上”,卖掉自己在苹果社区的房子,但2016年1月,“十三月”宣布获得来自某机构的A轮融资,估值过亿,而他认为“其实我们还是被低估”。汪峰创办的“碎乐”机构,着力重推的,就是创作型的民谣和摇滚歌手。

 

他们不只在市场上得到认可,甚至开始登上官方认可的演出场所。羊年春晚,引起最大关注的,是几首气质清新的歌:刘欢的《从前慢》,莫文蔚的《当你老了》,以及原定由鹿晗等几位年轻演员演唱的《同桌的你》《那些花儿》《一生有你》《光阴的故事》。

 

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带出一个话题:民谣的春天,是不是已经来了?民谣的春天,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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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中强先生,把民谣的崛起归功于歌唱类真人秀节目的推动和自媒体的助力,的确,真人秀节目歌手的选曲和自媒体的津津乐道,都给民谣加了一把慢火,同样可以成为理由的,还有九零后的成长,他们给这类清新接地的作品,提供了一大批听众;还有网络支付的便捷,让歌手可以获得收益,等等。

 

不过,根据以往经验,一个事物崛起,近旁必然有另一个事物衰落,民谣之所以能够火起来,还因为流行音乐在创作上的衰退。

 

流行音乐的雪崩,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十几年没有新人,十几年没有新歌,以至于,真人秀节目的歌手,只能选唱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九零年代流行音乐作品。这些歌再美再好,也只能代表过去年代的情感,过去年代的表达方式,现在的编曲和唱法,可以在样式上使之跟上时代,却不能让它的质地发生变化,作为矿藏,他们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他们所承载的情感的半衰期,已经到了尾声。

因此,在选秀节目里,我们听到的都是老歌,比如《我是歌手》第一季的比赛中,选手选用的110首歌,多数是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的作品

 

民谣领域的创作,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井喷,民谣歌手和作品,顺理成章成了补位者。民谣热,说明综艺时代挤压出了更强烈的灵魂慰藉需求,印证着镀金时代的文艺产品激发出的更迫切的人味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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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爆发,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民谣从创作到推广,都是低成本的,市场选择民谣作为流行音乐再度崛起的突破口,就是因为它的低成本优势。

 

八十年代,港台建立起成熟的音乐工业,九十年代,内地模仿港台,也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音乐工业。但现在看来,这套工业流程的运营成本,实在太高了,唱片公司依照明星制打造歌手,一旦歌手被选定,进入这套流水线,唱片公司就要为TA配备庞大的创作、制作班底,从生活到训练到宣传推广,全方位照顾,歌手被照顾得无微不至,迅速成为神秘的神话人物。

 

这种模式,在流行音乐市场的黄金时代,是行得通的,一旦遇到市场萧条,就难以为继,2000年后,网络兴起,歌曲下载无法控制,唱片公司的收益难以得到保障,这种模式迅速崩塌,一些年少成名的歌手,在没人照顾的情况下,突然发现自己完全没有生活能力,从情感到生活到事业,都开始陷入崩溃。

 

2000年后成名的民谣歌手,却是在低成本、野生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或者单打独斗,凭借一把吉他走江湖,即便有乐队和经纪人,也都采取最低成本运营,有演出有录音则聚合在一起,没演出各自求生。

他们的录音作品,多半是独立制作,制作低成本,推广低成本,在演出现场或者网络售卖。他们的声名,也是通过一场场演出,一首首歌积攒起来的,歌迷和歌手之间,是一种强联系。

所有这些,决定了他们的作品是应需求而生的,从形式到情感,都和年轻人保持密切联系,他们的生存能力,也超过被唱片公司保护起来的歌手。

 

娱乐资本,敏锐地发现了这点,他们不需要发掘、培养歌手,不需要提供助理、经纪人、保姆,不需要设置宣传推广机构,只要在民谣歌手成名之后,再提供一个让他们进一步爆发的平台,例如真人秀节目或者综艺节目,就可以进行收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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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能量、资本是最明快的解释,但民谣崛起,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听了这些民谣歌手的歌,会发现他们歌有两个非常大的主题:青春和出走。这两个主题,也时常有交替和覆盖,青春是出走的动力,出走是青春的表现。



这十几年的流行音乐,紧跟城市化趋势,已经很少会把风物意象写进歌词了,民谣作品,却反其道而行,大肆歌唱夕阳、晚霞、早春、秋天,鹿先森乐队的《春风十里》,唱了“二环路”和“鼓楼”,就用“远方的山”和“在别处”作为意象上的对仗。

 

前民谣时代的几位歌手,再出现的时候,不方便歌唱青春了,于是歌唱出走。老狼登上《我是歌手》,唱的是《旅途》,许巍发布新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引起“眼前的苟且和诗和远方”大讨论,朴树给电影《后会无期》写的主题曲《平凡之路》,为《刺客聂隐娘》写的宣传曲《在木星》,都和远方、旅行、出走有关。

 

不光唱在歌里,还要身体力行。民谣歌手们,每年都要全国游走巡演,唱酒吧、唱剧场、唱音乐节,他们背着吉他,南下北上,在演出结束后的深夜里,喝酒吃烧烤,在汽车抛锚的公路边,弹琴唱歌。他们还务必要去丽江大理和拉萨,在那里驻唱一段时间,甚至生活在那里。

年轻人热爱的,不只是那些歌,还有歌者的生活方式,不被管束,和同伴在一起,总是走在路上,一把吉他就能解决所有的生存问题。

 

事实上,“出走”不只在音乐领域有所表现,“出走”文化已经酝酿很久,“出走”类书籍,已经成为类型畅销书。

早一点的《莲花》、《不去会死》系列、《走吧!张小砚》、《迟到的间隔年》、《西藏一年》、《寂静的玛尼歌》、《背包十年》、《用洗脸盆吃羊肉饭》,以及“大冰四部曲”(《他们最幸福》、《乖,摸摸头》、《阿弥陀佛么么哒》、《好吗?好的》),在书店里长期摆成方阵。

在这些书里,人们的幸福感都来自出走,出走的目的地,多半是丽江、大理或者拉萨,在获得第一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小说组首奖的小说《严晓丽我最亲爱的人》里,男女主人公曾在丽江擦肩而过,那一次会面,成了他们一生的暗影。



一种风潮,一旦在图书和电视剧领域发酵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有电影表现,《荒野生存》《练习曲》《转山》乃至《后会无期》,都是这种表现。

 

所以,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在城市化加速的同时,年轻人一边沉浸在城市化的便利和繁华中,一边却在渴望逃离,并且渐渐形成了一个精神大陆。这个大陆,有实体上的中心,那就是丽江、大理、拉萨,它们正好位于詹姆士·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这本书论述的是人们为了逃避国家的管理和征募、劳役,向着东南亚山地的转移)里提出的“赞米亚”大陆的边缘;这个大陆,也有自己的文化系统,那就是“出走”文学和“出走”歌谣,以及驴友、歌手们的生活方式,宗教或者类宗教体验;这个大陆上的居民,有自己的交流方式,对性爱的热爱,棉或者麻的衣服,以及某些民歌和某些书籍。民谣之所以崛起,是这块大陆在撑腰。

 

和德国的“候鸟运动”近似,和台湾的民歌运动也多有相似,一代一代年轻人,走的都是同样的路,在变老之前,有点不安,有点不甘,总想着逃出去,和年轻人们在一起,日夜欢聚,哼唱着来自高地上的歌谣。

韩松落见好|日常生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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