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南山南》《车站》《天真热》……近些年，一些无论从歌词、编曲还是调性上都相当“接地气”的民谣，在国内掀起不小的流行浪潮。与20年前偏于青春感伤的民谣风格相比，这股潮流不仅愈发清晰地界定了民谣的概念，更展现出新的趋势和新的气象，由此被冠之以“新”的称号。那么作为小众音乐的民谣，究竟是如何在大众文化中脱颖而出的？抒写小我的歌曲又怎样融入大时代的精神？我们通过采访民谣歌手、音乐社团、专业学者、音乐产业人士等，带你聆听“新民谣”的时代旋律。
前不久，歌手赵雷凭借民谣《成都》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脱颖而出，此曲也一时刷爆“朋友圈”，引发了大众对民谣的广泛关注。近两年来，作为流行音乐分支的民谣在中国大地上呈现出蓬勃的复兴之势。不少人冠之以“新民谣”，指出当下正在“形成一个以世界音乐为中心、以先锋和流行歌曲为两翼的民谣乐坛”。
“新民谣”崛起,电视选秀功不可没
20世纪90年代，以《小芳》为代表的都市民谣和《同桌的你》为代表的校园民谣曾经引领歌坛风尚，也引发了中国最早的民谣热。随着商业化的大潮席卷而来，以港台流行乐为代表的高度工业化、都市化乃至充满异域想象的流行音乐迅速占领国内市场，民谣的诗意、浪漫与朴素气质逐渐被掩盖，逐渐转入小众的圈子，一度默默无闻——直到今天民谣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对于民谣的重新崛起，滚石中国艺人总监叶云甫指出，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借助选秀节目，原本小众的民谣歌手得以进入大众视野，也让大众发现了一个不同的音乐世界。”在纷纷拼“大嗓门”的大众音乐领域，民谣无疑构成了一股“清流”。
相比于20年前的民谣，“新民谣”到底新在哪里？乐评人刘斐认为，文化产业与流行音乐建制的渐趋成熟，音乐听众素养的提高，使得如今的民谣得以称之为“新民谣”，进而跻身于大众文化之列，这是其一。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张谦认为，借由“怀旧”来疗愈现实的焦虑，契合了当代都市生活的高压力与快节奏，这也是民谣蹿红的新的时代征象。
保持真实质朴本色是“新民谣”最大挑战
对于当下的民谣歌曲是不是真的“火”了这一问题，滚石中国艺人发展部总监叶云甫仍然存在疑虑。“毫无疑问，民谣一定会越来越火。但在当下，民谣更多是小众的狂欢，很难称得上大众化。”他认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讲，新民谣的创作和接受都还处于一个“在路上”的状态。
“这当然不是民谣本身的单一问题，而是涉及音乐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完善。目前国内的民谣音乐人还缺乏一个坚实有效的长期平台来把作品推向大众。”对于这次把民谣推向全国观众的电视媒体，他尖锐地指出，要警惕电视综艺对音乐的“一次性消费”。
从《南山南》到《成都》，民谣歌曲借助电视传媒的力量一步登天，同时也将自己纳入了流行音乐的范畴，流行音乐遵循的是文化工业的更迭规律。甚至还有人认为，“新民谣”作为奇异的景观，填充了城市白领对异域的想象，同时也沦为消费时代的“软广告”。
“民谣歌曲的力量，来自主流音乐无法企及的真实感与质朴性。民谣歌手在大众文化中创造价值的同时，如何在来势汹汹的商业规则面前保有原创性、艺术性和真诚性，将是他们在不远的未来必须思考的问题。”张谦说。
“新民谣”嫁接了乡土与城市两种文化
民谣的浅吟低唱，朴素到简陋的旋律，以及完全没有技术压力的吉他伴奏，对于大多数对音乐没有过高要求的人而言，就像一种自然的旋律与唱和，极易产生触及心灵深处的感动。
新民谣为什么能迅速聚合大量听众，并受到广泛的喜爱？印第安纳大学音乐人类学博士候选人魏小石指出，新世纪以后的民谣创作中，单纯借用西方流行音乐的形式已经不足以吸引新一代的听众，于是“回归乡土传统”的思路兴起，音乐人在传统民歌中挖掘城市人能欣赏的素材，这正是新民谣兴起的基础。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原生态的乡土音乐正被大规模边缘化，很难进入城市文化的内核；凶猛的外来音乐又有截然不同的背景，难以表达本土性的情怀。新民谣的出现，正好弥补了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真空，同时也为都市人创造了一个音乐意义上的“民间”。
魏小石说
新民谣被广泛地赋予了嫁接乡土和城市文化的角色。比如立足于北京的IZ和杭盖乐队，都大幅度地将山地和游牧音乐元素融入他们的音乐里，白水乐队将四川农耕的绿色感受带给了观众，苏阳把宁夏的土花儿音乐唱给城市人听。他们都很成功。
张谦认为
在这里替换你的文字内容，注意不要用删除键把所有文字删除，请保留一个或者用鼠标选取后TXT文档复制粘贴替换，防止格式错乱。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2月22日
本期编辑：孙小婷、孙嘉靖